自編自導自演的伊利亞蘇里曼（Elia Suleiman）的荒誕和戲謔只此一家，招牌固定鏡頭冷眼觀察，刻意減省對白，看似漫不經意，都是精心設計，不時爆發意想不到的幽默與諷刺。康城影展特別表揚，兼獲國際影評人聯盟獎。《那裡是天堂》It Must Be Heaven用異鄉人的目光揭露東西方政局雖處天秤兩端卻有著共通的弊端，透過誇張荒謬的手法，呈現看似繁榮的歐美社會已逐漸趨向「巴勒斯坦化」，轉化成警察國家。

　　伊利亞蘇里曼的人生際遇就像他的電影一樣奇妙，在15歲輟學那年，他發現自己莫名成了登記在案的幫派領袖。自認膽小的他逃離了家鄉，先去了倫敦，21歲時以非法移民的身分入境美國。初來乍到的蘇里曼，尚不知志向為何。某天，好友帶他從一處逃生通道偷偷混入紐約大學的電影課，讓他從此與電影結緣。

　　蘇里曼曾說過他的創作養分來自高達（Jean-Luc Godard）、溫德斯（(Wim Wenders）、小津安二郎與侯孝賢。對他影響尤深的是小津，看到小津招牌的低鏡位、固定鏡頭時，他想起了家鄉拿撒勒在非法佔領之下，卻也只能平靜度日的詭譎狀態。但現在去分析蘇里曼的作品時，容易聯想到的卻是賈克大地（Jacques Tati）與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蘇里曼常突顯人物與無法掌握的環境之間的疏離感與莫名的喜劇感，這點確實有賈克大地之風。

　　1993年，蘇里曼開始投入首部劇情長片《某種失蹤個案的紀錄》Chronicle of a Disappearance的創作，他找上了多位法國電影製片人請求合作，卻被以劇本「不夠巴勒斯坦」為由而拒絕（這一幕將在《那裡是天堂》中重現）。作為巴勒斯坦導演，蘇里曼的作品確實偏離世人預期，既沒有無情戰火下的催淚愛情與親情，也沒有為自由解放殉道的炸彈客血淚史。他往往選擇不帶任何情感的固定鏡位，宛如監視器一樣去看待各種發生在拿撒勒的小事。事實上，他自己就像一台人形監視器，從《某種失蹤個案的紀錄》開始，他主演了自己的每一部作品，但多半憂鬱不語，像是尋不著歸宿的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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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里曼在《天降女忍者》 Divine Intervention中展現了他的反叛性，有別於《某種失蹤個案的紀錄》較為平實的紀實色彩，他嘗試在作品中展示各種暴力，對比劇中人的無動於衷。片中最令人稱奇的，莫過於一場巴勒斯坦女忍者飛天對抗以色列軍人的戲碼，過度誇張的非寫實呈現，像是在譏諷那些稱他「不夠巴勒斯坦」的觀眾。本片讓他贏得了康城評審團特別獎，從而成為影壇成就最高的巴勒斯坦導演。

　　2009年的《這事不能說太細》The Time That Remains是蘇里曼的家庭史詩，他參考了父親的日記，重塑了家族的四個時代。但一如他的創作慣性，作品一樣是以各類荒謬的瑣事組構而成，也同樣背離寫實，不見壯闊的史詩感，反而像是一場夢之旅。

　　上述三部片構成了他的「巴勒斯坦三部曲」，2019年的新作《那裡是天堂》則是他導演生涯的新篇章，這回他將焦點擺在歐美，尤其諷刺了美國寬鬆的槍枝管制，隱晦地指出這個世界原來正在一步步「巴勒斯坦化」。

　　但依然不變的是，蘇里曼依然漠然地看著眼前的世界，不發一語，將詮釋權交給願意跟他一起做夢的觀眾。確實，以夢境的邏輯來理解蘇里曼的創作是最適切的，其作品一貫的去戲劇性與突如其來的荒唐場面，都說明了他的作品具備著夢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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