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當年只有１６歲的余杰，並未因自己的年少而輕省的對待那段時間在自己的國土或彼邦發生的歷史。

二００六及二００八年，他應國際筆會的邀請及德國外交部的安排下，前赴德國嘗試探討同樣在鐵腕政權掌控下的東德，當中跟中國有什麼地方是相同或䢛異，之後，就撰寫了這本在中國境內不能出版的書。

余杰在撰寫此書時，並沒有以苦悶、晦澀難明學究式的方法，展述東德的歷史、政權、文化等問題，相反，他儼如一名導遊透過自己踏足德國三十多個大小城市和鄉村的足跡，從接觸的各界人物、事件、風景、建築等方面，再進入文化、政治、宗教、藝術等領域探討，繼而拉近這些領域跟中國人的關係，再表達自己的觀點。這種以遊記、對話、訪談從而達致評論的寫作文體方式，既可吸引讀者的眼球停留，與之一起「遊覽」德國的各處，更可從中啟發思考中國過去發生的每事每物是災還是人禍。

全書共有十四章，輕、重議題均備，由藝術工作者珂勒惠支的畫像雕塑，引伸到天安門母親們一夜間喪子，但卻要承受廿年鬱結的痛楚；由一套《奧林匹亞》的電影拍攝到影射《大國崛起》展示的弄虛作假的醜陋；由集中營的參觀反思到文中說：「在這發生的大屠殺和在那裏發生的大屠殺，在本質上都是相似的，它不是民族性的結果，而指向人共通的罪性，德國作家赫塞指出：人身上的獸性和魔鬼總是一再地回到殺戮和折磨，然後也總是理所當然地為此找到「正統的」意識形態，就像希特拉和史達林用對立的正統觀念為同樣的國家權力服務那樣。」在此意義上，我們每個人都是集中營的倖存者，都是古拉格的倖存者，都是勞改營的倖存者，都是柏林圍牆的倖存者，都是盧安達的倖存者，都是天安門的倖存者。我們的生命是殘缺不全的，但正因為如此，才更加需堅持寫作和見證、反思與控訴、仰望與祈禱。這是我們的不可剝奪權利，亦是我們不容推卸的義務。」

余杰謂，寫此書的原因跟他過去十多年，在中國目睹共產黨如何成功地，把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透過教育及宣傳栽進年青人的腦袋裏，且能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力有關，因此，他希望往一度與之思潮氛圍相似的德國觀察及研究，因為德國的早前也是如此。另方面，中國的學術界喜歡把中國跟英、美及法國等發達國家進行研究比較，但卻欠缺與中國一度共同分享同一種意識形態的德國，進行研究。

他指，較早時到香港的中大及浸會大學，跟大陸來港讀書的八十後大學生見面，談及八九民運，竟發現學生對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完全不知道，余杰覺得很可怕。因此，他希望把德國的經驗寫出來讓中國人參考，更望所有中國人都能夠以勇敢面對自己過去的歷史。

他對於中國人不敢正視自己的歷史，歸納出两個原因，他認為中國最近二十多年的宣傳教育，給人成功洗腦，因為中國境內大部份人無法得到多元的訊息，沒有辦法從各種各樣的訊息中自己獨立思考；第二個原因，他認為中國人出於恐懼，因為在中國大陸像「六四」話題是禁區，誰敢在公開場合內討論，誰敢幫助天安門母親，他們的自由及安全便會馬上受到威脅，如受到國安、國保及警察等會給他們騷擾，所以，這種恐懼是每天都要面對的，因而，很多人就放下歷史包袱，往前走，為自己開脫。他堅持，人不清理自己歷史的罪，是不能建立一個充滿公義充滿愛的國家。

至於，德國人可以面對及承認自己的祖宗衝下那滔天大罪的暴行事實，他認為與德國擁有漫長的、悠久的宗教信仰有關，他們能夠認識到人的罪性，之後，坦誠反省，他們是從每個人開始，不會認為是遙遠的歷史，過去了便作罷，他們認為是跟每個人都息息相關，跟現實息息相關。

他分享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也有不少地方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他在一間教堂與當地的牧者訪談，感受到教會與民主運動的進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東德的教會縱使被共產黨不斷欺壓，但是，教會仍舊屹立不倒，更成為一九八九年那場民主運動的搖籃。回顧中國境內的家庭教會的發展，他仍充滿盼望，深信從東德的足跡可學習到信仰最終可戰勝黑暗，基督徒會成為社會的鐘樓砥柱。

書裏有這樣一句話：「沉默是一種「平庸之惡」──這就是隨波逐流的「烏合之眾」與承受痛苦與羞辱的先知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