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藝術的大花園遊走，可以結伴同行亦可孤芳自賞。但這個天花亂墜、色彩斑爛的大花園有時卻可能幻化成一個大迷宮，置身在裡頭而迷失方向，如有大師指點迷津頓時重臨花園。本欄目邀請城中名家隨隨數筆，希望能令各位拓闊思路、更進一步。
岑偉宗 - 填詞人、香港舞台劇獎評審委員 | 2010-02-07 13:42:05 | 分享到 
我在改編亞倫艾克邦的《COMMUNICATING DOORS》之初，原來的構想是以一個與觀眾共時的時空為軸心，再往前及往後各穿越二十年，使之構成一個時空跨度為四十年的戲劇。我在2009年初開始執筆翻譯及改編，準備2009年8月的檔期，2009也就順理成章成為這個改編本的主要時空。然而，當我和導演司徒慧焯討論起來，發現我們這個粵語版本—《2029追殺1989》所選擇的時空—1989年、2009年和2029年，在我們而言，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所以，即使後來檔期改在2010，我們也實在捨不得當初的選擇。
屈指一算，原來二十年轉眼便過。從2009算起的二十年前，我還在讀大學，就遇上風雨飄搖的1989。無論用怎樣的詞語去修飾，1989年還是叫人難以忘記的一年。在我們這一代來說，那是一個尚容得下浪漫的年代：一百萬個香港人在八號風球下湧上街頭集會；幾乎全港的藝人聚首一堂開歌唱集會，管不了他日會否有機會踏足神州大地開演唱會，反而聚在香港的跑馬地像胡士托音樂節一樣的為國家的命運而獻唱；還有不少政商名人社會賢達公開登報，發聲明支持北京的學運。當然，我們也不會忘記那一年的下半年，一切也歸於沉寂，上半年的浪漫像煙火一樣，燃燒殆盡，不少人開始收拾行裝，移民去了。那一年的聖誕，我買了霑叔出的聖誕歌唱片《HK X’Mas》，聽到歌詞云：「皆因一經過六四，成日送機，冇曬鄉里」心內不禁莞爾。
先賢常說，以前的社會比較簡單。對，那年的樓價好像還是數百元一呎。不過，對那年頭我等在學青年來說，這好像不是生命的目標。也許我們心裡相信，畢了業，找到工作，天下總有容身的地方吧？那年頭讀書也比較簡單，中文就是中文，英文就是英文，歷史就是歷史，知識的形態亘古不變，變的只是老師的教法，以及學生的態度。
一貶眼二十年，說時容易過時難。原來大學畢業了之後，自己的工作身分已經轉了不知凡幾。無論用甚麼詞語去形容2009，對我個人來說，它已經是一個很現實的年頭。如果翻開這個年頭的人的隨身包包，裡頭至少有三至四件電玩或數碼通訊器材。二十年前更加沒法想像香港以至國內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最近我到廣州小休，在深圳的和諧號列車上，身上只有港幣，因而買不到一罐汽水來喝。我們的商家想盡辦法去吸納人民幣，國內的商號則說：「我們不收港幣。」我為人民幣獲得「尊重」而高與，也為港幣遭冷待而感到唏噓。也就在今年，我知道有很多歴史老師要準備提早退休，原因是辦學的權威覺得與其開歷史科，不如開一些實用的科目。據說，有些中學開的實用科目是剪髮，或者酒店房務—即是執房。印象中，也似乎沒有一個年頭會像今天的政府一樣強調「搵錢」，強調到一個可以不顧一切的地步，我們好像把身上既有東西拋掉，而伸手去抓住虛無飄渺的經濟利益。靠蠅頭小利養妻活兒的路邊小攤販與街邊小士多早給巨無霸商場圍剿到所餘無幾，倫理關係與家庭生活在經濟的推土機下落得久延苟延殘喘的淒涼 。在2009，最令我心牽繫的一句說話是林沛理說的：（香港人）富得只剩一個豪宅。
由1989年的浪漫，過渡到2009年的「現實」。司徒慧焯和我也彷彿覺得回頭已是百年身。當我們在茶餐廳喝著咖啡分享彼此的看法，細味這些時代更替與人心變異，以及二十年後的光景，杯裡的咖啡也好像變得特別苦澀。所以司徒慧焯起了這個戲名—《2029追殺1989》，頓時有了「明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的意義。
坦白說，再過二十年會怎樣？我心裡的問題是，還有二十年嗎？看過《明日之後》、《絕望真相》這些電影的我，一方面不希望這些電影一語成讖，卻又相信難逃一刼，十分矛盾。我相信國際貿易不會停止追求增長，換言之人類的城市文明將不會停止製造垃圾，問題是我們要把垃圾往哪裡塞？就在我們想到辦法處理自己不斷製造的垃圾之前，我們有空間去想怎樣應付北極冰架崩塌的影響嗎？寫到這裡，我只想到，在花甲之年，若我還能與我的家人一起生活，看到花草樹木，呼吸到清新空氣，喝到清潔的食水，聽到新出的粵語歌，以及餘暇時候還可看到用粵語演出的舞台劇，呼朋喚友來相聚，那就算是好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