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BF%BD%EF%BF%BD%EF%BF%BD%EF%BF%BD%EF%BF%BD%EF%BF%BD%EF%BF%BD%EF%BF%BD%EF%BF%BD%EF%BF%BD%EF%BF%BD%EF%BF%BD

本欄園地公開,歡迎投稿。每篇字數為1000至1500字。內容有關香港文學的評論、論述,評論對象除了香港文學的出版或發表的作品,也可包括文學網絡、活動、獎評、現象或個別最近而具爭議或討論性的作品。不接受出版推介宣傳、攻擊。來稿請連同姓名(收取稿費戶名)、發表筆名(如適用)、聯絡地址及電話、50-100字作者簡介及近照一張。投稿請電郵至HKLitCritics@gmail.com。如撰寫書評,請附封面jpeg 300 dpi圖像。一經上載發表,將獲發薄酬。人手所限,恕不設退稿,倘兩個月內不獲通知,請自行處理。

沒有中共,沒有香港? ——細讀《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對中國與香港的現實指涉(下)

張承禧 | 2016-10-29 07:13:07 | 分享到

沒有中共,沒有香港?

  【港人字講:張承禧】《建豐二年》對國共爭議的指涉如此明顯,使它表面看來是一部與香港無關的中國小說。恰如書中對香港的形容:「市面蕭條」、「走私水貨」、(頁12)「質木無文的廣東人庶民世界」、(頁14) 「經濟較落後,……工資較國內低」、(頁122) 「物價較低」、適宜「免稅購物」旅遊的地方……(頁201) 這樣普通的香港,或許真的沒有甚麼好說。然而有趣的是,整部小說卻又處處可見現實香港的影子。例如第四章寫到浩雲與玉剛是寧波船王,即現實中的董浩雲(1912-1982)和包玉剛(1918-1991),雖然他們祖籍都是寧波,但兩位都是在香港發展起來成為世界船王;第五章寫中國和西藏通過「一國兩治」制度實行「藏人自治」,國防外交全交給中國負責,正類似現實中國和香港的「一國兩制」(小說中的「香港」反而將以「衛藏自治」形式於「八四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頁213));第六章寫樹森與歐梵,即現實中的鄭樹森(1948-)和李歐梵(1942-),他們都是與香港淵源很深的學者。繼而提到一些著名的「中國作家」,但部分在現實中都是香港或台灣作家。香港如侶倫、劉以鬯、舒巷城、西西、也斯、金庸、倪匡等,台灣如鍾肇政、黃春明、白先勇、陳映真、張系國等;第七章寫麥師奶與麥阿斗,原型是香港著名卡通人物「麥兜」與「麥太」,當中還寫到股市、電視興起、余麗珍《無頭東官生太子》、位處廣州的石硤尾木屋區大火……所有這些等等都刻意指涉香港歷史及文化。

  「烏有中國」沒有共產黨的文化專制,成就這些的人不會無故到香港去,現實香港在經濟、文化、文學等方面的成就都會發生在「烏有中國」。當我們用「香港」本位去解讀這部小說,就會發現國民黨執政下的「香港」遠遜今天的香港,更沒有所謂本土意識。反過來看,現實香港歷史及文化如此多姿多彩,彈丸之地竟足以囊括華人在經濟、造船業、現代主義文學、武俠小說、流行文化等方面的成就,而恰恰也是這些的成就,構成了現實香港「東方之珠」的驕傲、香港人的獨特身份和香港主體性。《建豐二年》以「中國」為框架,暗裡卻融入了大量香港元素。現實香港化身「烏有中國」,從而展示出香港一種「小中國,大香港」的文化面向。中國和香港歷史關係的弔詭之處,在《建豐二年》展露無遺。

香港的文革反思

  反思中國1949-1979年間的小說浩如煙海,尤其反思文革的作品自80年起大量湧現,如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尋根文學……可是不曾有人通過架空歷史小說和政治寓言小說的形式,來回應該時代的政治和歷史。在小說類型方面,中國文學史上亦未見同類型的著作。類似的如梁啟超(1873-1929)《新中國未來記》、吳趼人(1866-1910)《新石頭記》、沈從文(1902-1988)《阿麗思中國遊記》、老舍(舒慶春,1899-1966)《貓城記》等。雖然這些「記」都是政治寓言,但它們構築的時空都是未來、穿越或完全架空,沒有如《建豐二年》的現實歷史根據,從而更多偏於科幻小說之類。實際上,架空歷史小說以及類似的思考在西方學界並不缺乏。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1964-)編著了《反事實的思考:虛擬歷史》一書,當中收錄了十篇討論虛構歷史的文章。在他撰寫的導論中,亦回溯了十數篇這方面的小說或論文,如屈維廉(G. M. Trevelyan,1876-1962)〈如果拿破崙取得了滑鐡盧戰役的勝利〉、腓利普‧格達拉(Philip Guedalla,1889-1944)〈如果摩爾人在西班牙取得了勝利〉、費捨爾(H. A. L. Fisher,1865-1940)〈如果拿破崙逃往美洲〉等等(註1)。當代中國歷史同樣充滿混沌和偶然性,卻鮮有以此為題材的作品。

  要寫一部這樣的小說,首先不能迴避的將是敏感的政治問題,也只有像香港這樣的一個地方,才能寫得出像《建豐二年》這樣的作品。作為一部反思當代中國前30年的小說,它能如此客觀,在於香港對於文革沒有像中國作家般的親身感受,能從既遠且近的距離觀察中國。小說處處反映作者對當代中國種種方面的精心批評,並直接涉及敵黨、政治民權等敏感題材,這些都與香港的言論自由環境和政治追求相呼應,也是中國作家鮮有如此直接涉及的主題。借用克羅齊(Benedetto Croce,1866-1952)的名言:「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註2)。烏有歷史豈非也是一部當代史?《建豐二年》的「當代性」尤其呼應當下香港對中國觀感的種種論述。相對現實當代中國前30年的匪夷所思,《建豐二年》反而描繪了一個正常發展下的中國,或許亦暗藏了港人對國家的某種批評與寄望。【101】

註1: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編著,楊豫譯:《反事實的思考:虛擬歷史》〔Virtual History〕(臺北:知書房,2005),頁12-13。
註2:歷史學家卡耳在註腳中表示,這句著名格言的前後文如下:「每一歷史評判背後的實際需求,使得所有歷史具有『當代史』的特性,因為,所記述的事件不論在時間上有多麼的遙遠,歷史實際上涉及了當前需要,以及那些事件所迴響的當前形勢。」轉引自愛德華‧卡耳(Edward. H. Carr)著,江政寬譯,頁115。

作者簡介:
張承禧,嶺南大學中文文學碩士。現於出版社工作,研究興趣為香港文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曾深入研究劉以鬯與香港文學雜誌並撰寫相關論文,評論曾收入《本土、邊緣與他者》一書。


101 藝術新聞網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文章內容並不反映新聞網站意見和立場。


版權法及免責聲明 | 採訪邀請 | 廣告查詢

Copyright ©2007-2020 Arts Culture (Hong Kong)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