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字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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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史研究中的暗角

馮偉才 | 2015-02-01 00:00:00 | 分享到

  【港人字講:馮偉才】香港文學如果真的有暗角存在,我認為就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冷戰時期的一段香港文學史。(這裡先簡單講講五十年代的一段時期。)

  有關冷戰時期香港文學創作及其論述方式,大都圍繞在以下一些問題:為甚麼當時反共文學和崇美文學佔了文學出版的主導地位?為甚麼冷戰時期大部份香港文學的創作者和評論者對美元資助的文學生產方式視而不見?為甚麼今天有些人談起當時的美元援助仍是吞吞吐吐?

  正因為有這個暗角的存在,也許我們可以從中發現,香港文學史的研究,或者香港文學的生產方式,跟左右陣營的意識形態有著莫大關係。

  幾年前在香港大學的一個香港文學研討會上,我曾以〈從曹聚仁作品看冷戰時期(50年代)的香港文壇〉為題,發表過一篇論文。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到,在50年代的香港,左右意識形態之爭是如何激烈。當時曹聚仁既有右派背景,也是剛從新中國移居到香港來。他有不少右派朋友,同時又和左派關係密切。當時台灣國民黨背景的右翼文人都對他大加撻伐,而左派既以旁觀者眼光看戲,同時又對他跟右派的關係和身份有所責難。這種非左即右,敵我分明的態勢,可說是五十年代香港文壇普遍景象。主要原因是國共兩黨仍然在戰爭狀態,同時,國際間的冷戰氣氛越來越濃厚,美蘇的意識形態之爭,以及朝鮮戰爭(韓戰)爆發等因素,也導致香港文化人在意識形態方面對不同政見者採取敵對態度。在曹聚仁的眼中,香港的文化事業已淪為左右兩大集團的暗鬥場地;不獨報紙上的言論壁壘鮮明,連書店和印刷廠都成為雙方的鬥爭場地。前《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在《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一文中就曾說過,在左派人士眼中,曹一方面批評共產黨,所以被視為 “反動文人”。

  我從曹聚仁的書中引述了一段文字:

  ……大部份的反共文化宣傳,靠華盛頓方面的有力支持,除了美國新聞處所編刊的半公開書刊外(一部份由該處發行,大部份由該處收購了稿件,交由甲乙丙丁、任何出版社去發行。另外一部份便是美國國防部的遠東情報處),另一個則是自由亞洲協會(在美國),即如xx出版社和電影廠,便是該會付了一部份經費支持的。前幾月,左舜生到了台北,公開說香港的文化宣傳(出版事業),大由美國供給了經費才發展起來的,這是最真實的事實。(曹聚仁:《採訪三記》,第264頁,北京三聯,2007)

  這段話正反映了當時左右冷戰當中,雙方如何掌握和實行文化宣傳戰,並且還可以看到,在美元文化的支援下,香港文壇出現了甚麼樣的局面。

  為甚麼美國投放這麼多的美元呢?這要從美國本土的政治講起:五十年代的美國是麥卡賜主義(McCarthyism)當道的年代;是美國的紅色恐怖時期。二戰後的1950-1956年間,為了防止蘇聯間諜滲透,以及害怕共產黨對國家體制的顛覆。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提出要搜出潛在於美國的共產黨人,於是一時間整個美國文化界風聲鶴淚,出現了不少背叛和出賣朋友的情形。許多人因此失去工作,事業遭到了毀滅性打擊;有人甚至被監禁。雖然事後絕大多數被定罪者都得到了平反,但那些傷害已難以彌補。(2005年一部電影《晚安,祝你好運》Good Night, and Good Luck就是描述當時的情形。)

  為了防止共產黨的滲透,美國的中央情報局擔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其中一個任務,就是以打文化宣傳戰的方式對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入侵。當時的香港,成為了中情局在亞洲的重要橋頭堡(因為鄰近紅色中國的關係),他們以大量美元建立宣傳陣地,包括出版書刊和僱請作者寫反共文章,並出版成書。根據曹聚仁的描述,有一大筆錢,大約是一億美元,是沖繩島、琉璜島的剩餘物資,本來是在民國黨撤退時變賣得來,用於中國的文化事務建設的。這筆錢有給自由亞洲協會,也有給當時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勢力(友聯機構是其代表)。他們預定每年在香港的經費是六十萬美元,用來資助香港的學校、出版社、報刊等。據曹聚仁描述,當時,不少香港文化人只要能出一個主意,擬出一個計劃(當然以反共為目的),就會收到一筆美元。所以那段時期香港的出版業和文化事業都十分蓬勃。

  當時在香港出版的「反共」書刊,單是自由出版社的,就有百多種,曹聚仁的書這樣描述: “後來自由亞洲協會所支持的AA出版社,UU出版社,又出了大量這類書刊,已出版的也有百多種,多由M新聞處以躉購方式作間接的支持。然而,這麼多書刊,就沒有一種值得看一看的……最大的緣由,及在於理論的空虛,與思想的混亂。”

上面說的AA出版社,說的是亞洲出版社,UU出版社,則是友聯出版社,M新聞處,就是美國新聞處。當時以《國史大綱》為人注目的國學大師錢穆,就在香港為國民黨CC系寫了《文化學大義》、《中國社會演變》兩本書,曹聚仁認為都是反共八股。

  這個XX亞洲基金到底是甚麼來歷呢?曹聚仁雖然說出了部份源流,但它的輸送渠道如何?它的目的是甚麼?我在Victor Marchetti的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rligence” (Knopf, 1974)這本書中找到:

  在德蘇行動處成立後,並且牽涉入對朝鮮戰爭時,中央情報局正迅速擴展。由1950年的五千個僱員增加到1955年的一萬五千人,而且還增聘了數以千計的合約僱員和海外情報員。在這些年裡面,情報局超過一百億美元加強西歐非共產國家的軍事力量;贊助全世界的政黨,設立自由歐洲電台以對東歐廣播宣傳,組織游擊隊入侵中國大陸,成立亞洲基金會……

  ……基金會的董事都經過精心挑選……它贊助學術研究,支持會議和研討會,主持學術交流計劃。它每年從中央情報局撥出共八百萬美元資助。雖然基金會大部份的活動都在合法情況下進行,但情報局也利用它來作為隱蔽活動。例如派人滲入該會作為職員或會員,在各個亞洲國家發掘反共的學者,在整個亞洲散播對中國大陸、北越和北朝鮮的負面印象,並且選拔外國情報員和發掘新案子的負責人。雖然基金會的任務大都是作為隱蔽行動的掩護,但它的主要目的則是要宣傳和反共和親美思想。……

  2000年,美國出版了一部新書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York:The New Press,中譯本《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北京國際文版公司,2002),裡面揭露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如何利用和收買文化人,以達到它的反共宣傳目的。那些文化界名人,有的並不知道自己被捲入中央情報局的陰謀,只是用了中央情報局提供的頭等機票去開一些文學或文化研討會,而開會的地點是風景優美的渡假勝地。但有些人卻是十分清楚,那些會議都是中央情報局組織的,其目的是反共宣傳,當然他們也知道會議的資金來源。書中還透露,為了對抗蘇聯集團共產主義國家,中央情報局至1953年止,已成功操縱或影響了涉及所有領域的國際組織。甚麼“國際法學家委員會”、 “爭取自由歐洲委員會”、“國際婦女委員會”、“全(美)國學生協會”、“世界青年大會”、“國際自由記者聯合會”、“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其他如《時代》雜誌、“國際筆會”、“大都會歌劇院”和“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等等,都或明或暗地涉及中央情報局的“工作”。而原屬於聯合國組織的“國際筆會”,更是被中央情報局“騎劫”,長期以來作為右派作家反共宣傳的平台。此外,涉及的基金更是多不勝數,著名的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卡內基基金外,對中央情報局更是言聽計從,中央情報局不但通過這些基金資助反共勢力,而且還給情報人員提供掩護。

  上述關於美國中情局資助國外文化出版和活動的情況,在外國學者的研究中真相越揭越多,但是有關香港的情況卻是少得可憐。然而,研究20世紀50年代香港文學,這個背景不能不知道。舉個例說,當時亞洲出版社大量出版的反共作品,例如趙滋藩的《半下流社會》、張一帆的《春到調景嶺》,甚至美國新聞處出版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等,如果只是單純就作品論作品,必然看不到那些作品的生產方式如何影響到文本的藝術性和思想性。今天回顧,有人仍然認為那些作品甚有文學價值。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更把《秧歌》和《赤地之戀》捧上半天高。但連張愛玲都承認那兩本小說是為收錢而寫的反共作品,並且曾經透露過寫那兩本書時的痛苦狀態。夏志清執著反共意識形態,因而對那兩本書評會甚高。劉再復在一個與夏志清同場的張愛玲作品研討會上,曾批評他的這種評論準則。而劉則把張愛玲稱為“殘酷的天才”,但說她的這種天才沒有貫徹到底,離開大陸後應美國新聞處之邀,寫了上述兩本小說,因而喪失了其藝術獨立性,並且成為“夭折的天才”。

  從上述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對於20世紀香港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文學作品的評價和討論,還有頗多未被開發的暗角,值得深入發掘。【101】

作者簡介
馮偉才,香港文學評論學會出版理事。現任香港嶺南大學社區學院講師。曾任《新晚報》文藝版《星海》及哲學版《風華》編輯、《百姓半月刊》執行編輯、《世界經理人文摘》總編輯。曾出版並主編書評雜誌《讀書人》月刊。編著作品包括:《當代中國國情》(編著)、《新聞寫作.從心出發》(合著)、《遊方吟──文學評論選集》、《文學‧作家‧社會》、《香港萬花筒》、《香港短篇小說選(七十年代)》(編)、《香港短篇小說選(84-85年)、(86-89年)》(編)、《從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論文集》(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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