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字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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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元素」在羅貴祥小說的作用 (下)

馬世豪 | 2015-03-01 00:00:00 | 分享到

三、作為文本的隱喻符號

 【港人字講:馬世豪】評論人湯禎兆曾經針對羅貴祥的詩分析,指出他的詩令讀者陷入迷離紛擾的世界:「你發覺文字失去確切對應的符念一signif只餘下一組組似相關而又不甚連貫的符徵(Signified)。整個文本遊戲恍如一座宮,你要理解它,就得挑一個入口進場走走,看看。」這段評論是用來解釋羅貴祥的詩歌的特色,但我認為同樣可以用來說明他的小說特色。羅貴祥是一位對創作有極度自覺的作家,常常創作破格和創新的作品。究其原因,一方面由於他的比較文學的學術背景,另一方面是來自他對語言的高度敏感和自覺。董啟章分析羅貴祥的《欲望肚臍眼》,指出閱讀羅貴祥的小說「很難不被他網陣一般的私密的伏線所纏繞」。董啟章所提及的「網陣一般的私密的伏線」,是指小說的語言的運用特色。傳統上,文學具有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但近世後現代風潮影響下,作家反省「文學反映真實」的功能,探討「真實」、「真實是什麼」的問題,質疑寫實,開拓文學的表達形式的各種可能性。語言是文學文本建構真實的媒介,當語言反映真實的功能受到質疑後,文本的意義變得遊移不定,造成解讀的各種趣味,開拓我們對文學的理解。

  從這個角度下分析羅貴祥的小說,我們便會發現「本土元素」作為小說文本的隱喻符號,除了指涉當下的現實社會外,更擴充小說解讀的各種可能,使文本的價值不停留於一時一地一事,突破我們對「本土」的認識。例如在〈士象〉中,全文的敘事以「我」的生活穿插,但是由於小說有意迴避直接觸及香港的具體形象,所以全篇小說更似一篇心理小說,暗示「本土」的敘事元素更像「我」的內心投射,用以逃離繁忙的都市中和身心的疲勞。小說的敘事者說:「他的身體有節奏地在收縮接着舒展。他看見自己是赭紅色的,方格是透明玻璃。世界就在他身旁。他起動着節拍,怦怦,怦怦,怦怦,讓透明玻璃的身軀開始舒緩舉步,任由長鼻子與大耳朵,跟小尾巴配合着,輕輕搖曳,往前邁進。」這種詩化語言結合「本土元素」的敘事,帶出虛實交錯的表達效果,亦衝擊我們的閱讀期望。由此可見,「本土元素」是羅貴祥用來烘托「我」面對的生存困境的手段,整篇小說不僅講述香港人的生活壓力,更表達普遍人在現實世界和理想世界磨合中,所作的妥協和逃離,擴充小說的意義。

  另外,在〈田在市〉的魔幻寫實的敘事技巧安排下,「本土元素」以陌生化的方式出現在文本中。正如本文的前段所言,它令人聯想2009年反高鐵和保衛菜園村的社會運動,但是「本土元素」所產生的作用卻直指更核心的問題:我們如何理解一座城市的發展。小說的第一段說:「他早有計劃要把整個城市菜田化,讓例如西洋菜街、通菜街等,可以名符其實地成為種植西洋菜、通菜的街道。當然,這個時間上的預知,都是以後才發生的。對於「文化沙漠」這種惡意中傷,或無知的人云亦云稱呼,谷匡先生已到了不以為忤的境地。反而,他有莫大興趣要以此為動力,將『文化沙漠』的惡咒,轉化為『沙漠文化』,誓要在沙漠裡種出萬棵樹、植出綿延千里的茂田來。」「在街道種菜」和「在沙漠種樹」固然是反諷的敘述,指向當下香港現實社會發展的問題,但是這些本土元素卻交織出一個文本的隱喻符號,構成理解全篇小說主題的重要關鍵。

  現代語言學奠基者索緖爾 (F.de Saussure ) 指出,語言是一個系統性強的結構,具體使用的詞句是「言語」( parole ) ,整個語言系統是「語言」( langue ) 。任何具體的「言語」並沒有獨立的意義,它們能表情達意全賴「語言」系統的作用。構成〈田在市〉的語言系統是陌生化的「本土元素」,要解讀〈田在市〉的主旨,我們要將全篇小說的意符(「本土元素」)統合整理,讓讀者突破對「本土」的認識。「本土」既指「我們是什麼」,更指「為什麼是我們」。小說的結尾,反抗政府的行動提升至佔領的層次,「行動要升級了。統籌人作了決定。他們打算佔據整個城市的心臟地帶,讓城市脈搏暫停跳動,迫使政府調整政策。」患病的谷匡先生在帳篷留守,作長期抗爭,「腦海浮現着整個商業中心區都被綿延的綠田覆蓋的景象。」然後他聯想到歷史、文化、語言和信仰的變遷,「宮廷、大宅、房屋受綿綿密密的一層又一層綠,逐步逐步的傾覆。在那片如汪洋的草葉世界裡,慢慢又慢慢的長出了鮮色的花與果來。」原來,我們對「本土」的認識是一個自我成長的過程,「本土」是客觀的存在,更是主觀意志的體現。小說中的谷匡先生,名字有多次有意識的轉變,如「Ken」、「雞康」和「他」,這些改變亦暗合「本土」意義的轉變。由此可見,作為文本的隱喻符號,「本土元素」有助讀者擴大對「本土」的認識,反思「本土」的局限和可能,開放文本的解讀意義。

四、總結

  總括而言,透過上文的分析,羅貴祥在小說運用「本土元素」,主要產生兩種作用。第一,「本土元素」作為一種書寫的題材,包括時空、場域、場景、人物和物件,架構小說的文本內的敘事元素。第二,「本土元素」作為小說文本的隱喻符號,除了指涉當下的現實社會外,更擴充小說解讀的各種可能,使文本的價值不停留於一時一地一事,突破我們對「本土」的認識。事實上,不少香港作家寫作時,都會在作品內加入「本土元素」,例如將香港的歷史和事物入文,但這種處理往往是流於表面,欠缺發掘本土元素帶來的文學表達效果。文學並不是現實的鏡子,作家應該透過敘述的手段,呈現和再現所謂的「真實」。學者許子東曾經指出,香港作家欠缺回應大時代的作品,他說:「為什麼沒有人去寫一些最基本、現實主義的東西呢?寫高鐵寫地產不是很好嗎?像余華的《兄弟》便揭示了大陸的社會變遷,香港社會的變化也很大,最基本的東西不能被略過。」事實上,只將大時代寫入小說內並不足夠,還要懂得運用文學的敘述和技巧等方法,保持作品的生命力。歷久嘗新,正是這個意思。【101】

編者按:本篇原文刊載於由「香港文學評論學會」策劃之《香港文學》小說展評論特輯(2014年12月,360期),已稍作修改。

作者簡介:
嶺南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港大保良社區書院講師,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和香港文學,著作散見《文學論衡》、《文學評論》和《字花》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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