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字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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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已死?──新火對招之後的文學想像

吳美筠 | 2015-04-16 17:59:28 | 分享到

  【港人字講:吳美筠】譚以諾2013年的〈本土意識高漲之時:試論香港近年小說創作〉論述中龐涉香港小說的後設性、後殖民、本土意識、文學之公共性等熱門課題,理論框架明確,分析跨度大,作者眾多,羅引董啟章、袁兆昌、可洛、西西、黃碧雲、也斯、施叔青、李維怡、唐睿等,甚至較被忽略的鄺國惠、黃洋達,證明「本土」觀念涵蓋量大,由此切入具話題性、時代性。在雨傘後重讀此文卻產生一種時代的角力,論述的範式轉移,話語權力的更迭的危機感。但正如吳廣泰在〈本土意識的迷思〉援引羅永生所提到的,縷述所謂香港三次的「本土意識」,而譚的論述涉及其中兩次,我們多少會困惑於兩點:一、我們是否應該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延用於文學上?雖然文學的公共性的話題卻在媒體公共領域中佔席,但這公共性又是否能單單取源借鑑於社會性的想像?二、兩傘運動後爆發的本土派及本土運動(以激烈行動反對水貨客),以致嶄新的以公民身分、文化、習俗認同所開展本土民族論,使香港的「本土」身分顯得摻雜而多元。「本土」還是評論香港文學的關鍵詞嗎?

  本土相對於全球化的思維在香港顯得過時甚至胼手胝足,因為香港的政治波譎雲詭,經濟生態嚴重向既得利益的地產傾斜,香港回歸的去殖民與再殖民的疑雲使它成為全球特有的政區實體,所謂「本土意識高漲」之後,還有更「高漲」之時,這時借檢視香港小說的後殖民性、後設性、本土性等議題來思考香港,或許正正為香港文學演變史的書寫鋪墊。不過,相對於本土性,香港的歷史與政治的特殊使其無論身分和文化上都十分混雜,西方談論中國的中國性Chineseness,若我大膽提出,香港文學包含一種全球所獨有的「香港性」這想像又是否可行呢?不要忘記,本土意識高漲下的小說其實並未包括最靈活更多產更多不同後現代實驗的短篇小說,當中也未深入討論一些作家的作品,例如黃碧雲、鄒文律、黎翠華、王良和等。當然只從小說,尤其是中、長篇小說,我們可以太輕易說,忽略了短篇,甚或忽略了近年甚為活躍的新詩創作。這種論斷對評論人也太不公允。譚以諾提出小說家如何回應本土意識的共同體書寫,回應資本、民族和國家是現代社會三個環環相扣的圓環,是頗為宏大的論述視野。只是,落地一點,這些文學小說不少並沒有大量的群眾閱讀基礎,談論文學的公共性,相對於資本社會深受消費者歡迎的流行小說,是否有點知識分子共同體的一廂情願,把小說的讀寫推到文化論述的高點,對文學抒情的質疑,又會否把文學的多元推向另一條末路?

  我們從沒有書寫過香港的文學史,我們的文學史一直在被書寫,成為爭奪話語權的介面,所以也沒有重寫文學史的必要,因為根本從未書寫過。在編寫屬於香港人的文學史這話題上,我們更需要重讀文學讀本。例如,今天重讀所謂被視為本土意識強烈的七十年代,論者謂文學作品裏的本土性,不是追求日常經驗的意識認同或統一性,而是對當下意識到的距離性反思,透過日常經驗的殊異而增加對外在的認知而更了解自己。 在當前的文化狀況,我們能如何重讀,重讀甚麼?我當然不是暗示必須重讀七十年代,只是我們的重讀計劃不能只有十年的作品。若然香港小說家通過書寫抗衡記憶的消亡,香港的評論人通過重讀,是否可以挽救文本因誤讀所遭遇的消亡?回說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有人說混雜的年代過去,變種時代來臨了,變,是怎樣的變呢?我們的日常書寫已在大量網絡消費與消耗中改變了意識形態,若要為香港文學書寫找出路,始終不能不回歸文學的本質去論述,而且,文學不能也不應只能作為切入公共論述的文本,它既是行動,也是安靜的。【101】

作者簡介
吳美筠,本土詩人,文學人、藝評人、學人。研究時想創作,創作時想上街,上街時想寫詩,寫詩時最快樂。首位香港文學雙年獎詩獎得獎者,曾辦多種香港文學刊物並任編輯。出版《時間的靜止》、《第四個上午》等多種。現任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兼文學組主席、香港大學高級講師、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創會董事、香港文學評論學會創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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