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這個名字，
叫人想起文學、畫、戲劇、諾貝爾獎，甚至是政治。
但是，跟他一席光速的對話後，
腦裏沒有這些，
相反，浮現兩句歌詞，
一追再追，只想追趕生命裡一分一秒．．．．

寫日記寫出諾貝爾文學獎

「我現在的創作時間得來不易，中國大陸已經把我大部份的人生浪費掉，我現有條件創作，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六十八歲高齡的高行健，臉容疲態畢露且帶點蒼白，但是，語氣十分堅定。

是的，時間對一個被褫奪發表自由的創作人來說，是無比的重要。廿一年前，仍在黃土地上，高行健行的藝術創作路，絶非以矯健的步履走。

1940年 在江西贛州出生的他，血脈內流的、外在環境浸淫的盡是藝術創作的氛圍，生活無憂的他，自出娘胎，獲得從事演員的母親自行授學，琴、棋、書、畫無所不學之 餘，更可在五歲時，便拉着母親的衣袖，登台演舞台劇，享受的自由可想而知，即使國共內戰，一家走難逃亡，家中的鋼琴仍可伴隨逃命。

高 行健正式入學讀書，待至中學階段，但是，高行健的書寫及創作里程，早在八歲開始，當時，母親一句叫他寫日記，高行健便開始執筆寫過不休，十歲更有自己的小 說處女作。中學階段，他的理性思維開始擴展，且深化了他對自由的肯定，有一次老師著學生們按他在黑板上張貼的一幅廣告畫自由撰文時，他跟隨自己的心意，如 實地把自己不喜歡的那張畫的理據表達出來，事後，更獲老師一句「筆力很健」的讚賞，這次確認了他撰寫議論文章的能力，深化了自由一詞在心靈裏的地位，更讓 他經驗隨心的想，隨心的寫，隨心的批評的快樂。

出走法國有跡可尋

對於拒絶一切以服務政治為首的思維，在他選讀大學時，已露端倪。高行健一直師承畫家鄆宗贏，故當選讀大學時，他曾欲考中央美術學院，可是，當他目睹畫家多作「壁上畫」，以宣傳時事政治為本時，他毅然放棄入美術學院，轉投北京外國語學院，專攻法文。

讀 書期間，他經常留連在大學圖書館，不斷跟講求自由、平等及博愛的法國大文豪們為伍，更重要是，他可以看到一切禁書，如赫魯曉夫反史太林的秘密報告，由於它 們都是法文版，未被當時大陸的中宣部查出，所以，高行健在大學的圖書館裏看呀，看，受到極大震動之餘，更重要是對共產黨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

1962年，22歲之齡的他畢業了。自然夾着法語這謀生技能工作，在中國國際書店擔任法語繙譯，但是，期間仍從事繪畫及小說創作。4年後，文化大革命發生，所有讀書人成為被鬥、被害、被催殘、被殺的對象，高行健的父母，包括自己也受到迫害，高行健被送到勞教所接受勞改，1971年 下幹校，在農村教書，期間結婚生子，但仍不斷提筆寫呀寫，不斷創作。未料，高行健的妻子跟他對文學創作的渴求南轅北轍，妻子暗暗向黨領導匯報，指高有不可 見人的手稿，高行健目睹一埋接一埋因文入罪的例證，於是，把心一橫，把自己創作的一箱小說及劇本手稿往火裏送，讓它及自己的婚姻一起變成柴，變成灰，變成 一縷縷飛到天際的黑煙。

不自由毋寧跑

1975年，高行健獲准返回北京，先在中國作家協會機關工作，後往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出任專業創作人員。按常理，這崗位跟高行健匹配有餘，可是，現實並非如此。1978年他發表了第一篇小說後，往後仍有繼續，可是換來的卻是被批判、被辱罵。

1981年他發表《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引起業界批判與討論；翌年，劇作《絕對信號》首演，開創中國實驗戲劇，引起轟動，但同時惹起爭議；1983年作品《車站》首演後，立即被禁；1985年的《野人》，首演後引起爭論。高行健說，那年他感到人格嚴重受辱，逃亡念頭油然而生，一萬五千公里的逃跑路線就是由青藏到東海。

「自由對從事藝術創作的人來說，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如果沒有，根本不能做藝術創作。」自由的重要性，高行健清晰表白，他更曾說，創作碰到箝制創作自由的極權，唯一的辦法就是逃跑。

高行健一直跑，當逃至雲南時，身體感到不適，後不知怎的竟被誤診患有肺癌，但這失誤卻微妙地扭轉他的一生，令他對生命的看法異常微妙，更把他經常掛在咀邊的三重性發揮得天衣無縫，取下靈感，寫成他二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作品的《靈山》，並且認識了他第二任妻子。

一場政治風波被列入黑名單

1987年，他離開中國大陸，遠赴法國跟當時在法國出任文化記者的第二任妻子團圓，可惜，這段婚姻未能伴隨終老，數年後，二人平靜分開。但是，高行健由於對1989年「六四」事件上，高調斥責共產黨及要脫離黨藉，並聲 言「只要中國仍在極權統治下，有生之年，絕不回去」，共產黨遂將他列入不准入境的黑名單內。自始，高行健更自由，步履踏遍四海，唯獨腳尖至今仍未能放在黃 土高原上，但是，他未感懊惱，因為他可體味真真正正的自由，更可享受發表自由，於是，不斷的寫、不斷的創作、不斷的表達，在他二千年成為首名華人取得諾貝 爾文學獎前的13年光景裏，他便出版了22本書，舉辦了20個展覽，寫了1部長篇小說，6齣戲，做的事是在大陸能做的三倍之多。

雖然，大部份作品都叫人聯想起中國大陸的政治問題，但是，這名受盡中國政治迫害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坦白地說，他在法國的日子，絶少看電視新聞報道或報紙以了解中國境內的最新狀況。但是，這未影響他對中國大陸的瞭解。

「我不是因為從新聞報道而知道中國大陸的最新狀況，是因為我對社會的認識，文學對社會的認識是人的一生的經驗，我在中國的生活有足夠的經驗。」甚具儒雅之風的高行健抵達法國時，他已47歲，經驗了中國一黨專政的管治，再經歷反右及文革兩項人性醜惡的創痛後，他豈會不認識中國政府的運作？

不過，他坦言對於近數年間眾多中國大陸的作家或記者因言論、表達或新聞自由而遭受逼迫，甚至喪失自由，成階下囚等等事件，他並不清楚，故無感覺，但是，他補充謂，他太瞭解中國大陸，因為他生活過，且相信現在中國對自由的限制仍有。

藝術家身份不應有國界

「我現在關心我自己的創作，最重要是我自己的創作，因為我是藝術家，我是個作家，我是要面對我自己的創作，我不是搞時政評論，國際時事。關心那些人？文學藝術歸根究底是關心人，人的生存條件，人的狀況。」

不過，這個人字前面沒有國籍、文化背景、生活習俗、社會國家等形容詞，純粹是人和人的關係。恰如，他取得諾貝爾文學奬後，在一個書展的簽名會上他被傳媒追訪時，他便說：「我，是藝術家，藝術家是不應該有國界的。」

雖然，他說並沒有刻意去寫一個中國命題的作品，兼且，所寫的亦僅只是回憶中的中國，但是，他的作品，總叫人聞到那股不能消散的中國味。還記得他曾說：「我是個中國人，中國文化自然存在我身上，我拿筆就已經是一個中國人在寫。」

命運弄人，二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高行健的名字便一夜成名，家內外都被螞蟻般的傳媒輪候追訪，邀請函更排山倒海來自四面八方，忙成為他的影子，不可擺脫，執筆創作的機會少之又少。

「我的活動太多了，活動太多了，非常影響我的創作，所以，我現在想盡量減少活動，回到我自己的創作裏。」

你愛自由，但是，現在．．．

「是的，現在真的無自由！」高行健尷尬地說。

後記

坐在演藝學院實驗劇場的高行健，面對著逾百名學生，講述他對舞台劇創作的靈感、理論等，狀態自然且感舒泰，可是，當面對記者提問時，這名謙謙君子明顯感到不自然，腰板直直的，再三翻看記者的名片。警覺性，依然存在。

情況同樣在講題上發生，當講到他的老本行，文學創作藝術時，他可以談過不停，講過不休，語氣且十分堅定；可是，當問到個人問題時，這名文學藝術家開始張口結唇，說得慢而謹慎。

不過，那管是面對學生還是面對記者，高行健都是做同一件事，就是展露他那笑得教人感到可愛的笑靨，那片櫻桃小咀即使盡量的張開，但仍只是一個細寫「ｏ」字，两眼旁的笑紋，猶如展示他畢生的渴求，要自由，飛出樊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