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緣兩地》的第一章「《大學雜誌》與白色恐怖」就吸引了我的注意。鄭教授回憶自己當年在台灣為環宇出版社「弄了一個專門翻印舊書的品牌叫『萬年青』。有些書我從香港帶去，就拿掉犯禁的作者或譯者姓名影印重刊，多是一九四九年前的」（頁24），其中包括馮亦代的譯作《蝴蝶與坦克》（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著）和《現代美國文藝思潮》（卡靜Alfred Kazin著），還有卞之琳的譯著《紫羅蘭姑娘》（衣修午德著）等等。鄭教授在《結緣兩地》中為譯者正名的做法，也不失為一義舉。鄭教授當年爲了使書籍得以出版，以餮讀者，把譯者的姓名拿掉也實屬無奈，原因想必也是該章標題中的「白色恐怖」。值得補充的一點是，馮亦代譯的《現代美國文藝思潮》是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美國文學叢書」中的一種，該叢書於1949年出版，還得到美國新聞處的資助。這本美援產物輾轉數十年後，在戒嚴時期接受美援的台灣，需要以抹去譯者名字的方式登場，令筆者對時局變幻不勝唏噓，對台港冷戰文化與翻譯的複雜性又有了新的認識。

　　鄭教授從香港帶過去台灣出版的稿件不計其數，其中就為晨鐘出版社帶去卡夫卡小說《城堡》的中譯：「因為台灣的出版禁忌，不敢標出譯者，只化名『熊仁』，即是姓熊的某人的意思，結果此書賣得很好，成為很多人看的卡夫卡作品」（頁70-71）。這本書的原版，想必是譯者署名「熊熒熹」，由火炬出版社於1956年在香港出版的《城堡》。火炬叢書隸屬於友聯研究所，其右派的背景昭然若揭，為何在台灣還要化名出版呢？至於譯者「熊熒熹」，筆者多番查閱，也沒有發現關於這位譯者的任何記錄，想必也是化名。筆者只能猜想鄭教授知道譯者的真實身份，而出於保護譯者的原因，才將其姓名再化一遍吧。刪去或更改譯者的名字是許多台灣戒嚴時期的出版社都採取的辦法，例如新興出版社、正文出版社、遠流出版社等等，也是政治掛帥的時代逼出來的出版現象。

　　在1960年代，香港的出版社也並非沒有翻印舊書和刪改譯者姓名的現象。近年興起一個名為「翻譯偵探事務所」的部落格，由台灣師範大學賴慈芸教授主理，其中的文章列出了許多台灣在戒嚴時期出版的，刪除或更改譯者名字的書，挖掘這些書的來龍去脈，為許多譯者正名，其中談到「吳明實」這個譯者。美國新聞處轄下的今日世界社就翻印了上海晨光出版社在1949年出版的兩本書：《溫斯堡•俄亥俄》（Winesburg, Ohio，原作者為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譯者是吳岩（原名孫家晉），和《華爾騰》（Walden，原作者為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譯者是徐遲。今日世界社把兩本書的書名分別改成《小城故事》和《濱湖散記》，譯者變成「吳明實」（即「無名氏」的諧音）。當時今日世界社的譯者隊伍群星薈萃，給出的稿費也非常有吸引力，出版了許多美國文學作品。該社的出版物，裝幀優美，價格便宜，往往是在香港印刷出版，然後被發行到台灣、馬來亞、新加坡等地，宣揚美國意識形態，散播美國文化霸權。或許在台灣當局看來，孫家晉和徐遲兩位均為「附匪作家」，皆在犯禁之列，該社才將改掉譯者的名字，可以說是一種文化政治行為。

　　無論是環宇出版社的《現代美國文藝思潮》，還是今日世界社的《小城故事》和《濱湖散記》，都不難看出原譯本的流向：從大陸到香港，再從香港到台灣。冷戰時期的香港被夾在中間，比閉關鎖國的大陸和戒嚴時期的台灣，有相對寬鬆的出版環境，同時也成為左右兩派的文化政治角力場，翻譯在這場角力中也充當一大角色。左派有上海書局、學生書店、今代圖書等在香港重印大陸的譯著，而今日世界社、人人出版社、友聯出版社等則在香港進行與左派針鋒相對的翻譯活動。劉紹銘教授在其文章〈長溝流月去無聲〉中，認為鄭教授在港台之間「扮演希臘神話中信差Hermes的角色」。筆者認為冷戰時期的香港也在大陸和台灣之間充當了信差的角色，而通過閱讀《結緣兩地》，在鄭教授的身上看到香港的縮影。【101】

作者簡介：宋子江，詩人，詩譯者。曾著詩集數本，詩翻譯二十多本。2013年獲意大利諾西特國際詩歌獎（Premio Modiale di Poesia Nosside）。現職為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研究統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