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二千年後的香港小說在創作手法上，如何看到作家對「本土」的關注？哪些層面的關注？這些關注點是否存在轉向？這些問題確實需要回應，卻又不容易回應。文章梳理九十年代至二千年初香港小說發展狀態，歸納這段時期小說發展的兩大現象，分別以「後設」和「後殖民」為兩大寫作潮流。這種創作熱潮是香港文化界面對主權轉移，對於當時歷史中宏大的家國論述下的「香港身世」產生疑問，質疑論述當中涉及權力的介入，作家以後設小說的形式對抗「宏大」的不真實，是當下熱潮，也是當時作家的思考「本土」與國家兩者關係的內涵所在。

　　同一時期，香港小說的另一個現象是「後殖民」書寫，這個創作潮流是回應殖民身份及「後殖民」的處境。自回歸以前，香港文化界對於香港身份存在思考，到「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標誌香港進入「後」殖民階段。小說內部的表現手法呈現一種「不中不西」的論調，以一種邊緣和混雜的說法，藉以消解中、英所代表的正統，不但思索自身，而且思索對於九七後的憂慮。的確，文學並非全是社會現實的反映，但文學的內部構思往往不能脫離現實的思考。在譚以諾的論述中，觀乎香港當下處境，就可得知作家在小說中投入不同的思考，無論家國問題，或自我身分問題也好，作家的思考方式分別以「後設」及「後殖民」的形式完成。

　　二千年代以降，香港小說的「從內轉向外」，對於「本土」的關注呈現另一種轉向。隨著社會越發急速的變化，政治與空間是作家重視的一環，作家紛紛投入這種變化的氛圍中，以小說回應公共性問題。如李維怡的短篇集《行路難》是對社會上邊緣人的關注，揭示資本主義下權力對這群「受傷主體」的侵害；還有唐睿的《Footnotes》(2007)也是社區書寫，以「情」切入，透過角色對「受修主體」的同情，探討社區共同體的可能。兩位作家以一種寫實手法來寫作，從後設轉向寫實，接連五、六十年代的社區書寫傳統。

　　站在文學發展的潮流看，香港文學由「後」的末路轉為「從內向到外向」，是形式主義寫作的沒落，隨著鄺國惠《消失了樹》標誌後殖民熱潮走到最後。撇開形式主義因素，二千年代以後，作家面對社會急速發展，怎樣回應香港這座城市呢？譚以諾在〈本土意識高漲之時：試論香港近年小說創作(下)〉指出，這時期的香港文學不再在於中英港混雜身份的思考，而是回應國族的召喚，包括「全球資本主義對本土的消磨」及「國族與本土的拉鋸」。「我城」的概念首先由西西定位，面對社會不停的變動，作家繼續寫他們心目中的香港。西西以樂觀的寫作風格回應及想像「我城」，西西的城籍隱含社群意識；可洛承繼她的傳統，寫本土在政制下的公民群體；董啟章的《學習年代》(2010)以「默想生活」和「行動生活」肯定城市中人的主體意識，寫的是知識分子的公同群體。這時期的香港的社會發展小說，出現不同群體，作家寫社群問題視為對國族的潛在對抗方式。

　　除此之外，在思考社會發展下人的自由、壓迫與反抗問題方面，有韓麗珠《輸水管森林》(1998)寫現今規訓機制；謝曉虹《好黑》(2003)透過以暴易暴方式，寫人際關係的相殘，屬於一種冷靜的筆調來寫；而洛楓《炭燒的城》是把暴力推向深處，展示城市的躁動。另外，陳志華《失蹤的象》則回應全球資本主義對人的壓迫，人無法透過出走脫離，個體變得渺小，甚至被同化；再者，探討人與人親密關係的有葉愛蓮的《腹稿》(2007)和《男人與狗》(2008)、雨希《穿高跟鞋的大象》等，當中的小說也夾雜作家對民族、國家及資本主義的思考。上述作品可見，在二千年以後的小說仍見作家對於本土混雜身份的思考，譚以諾認為形式主義寫作潮流與小說發展的興衰有所影響，有當中的依據，但到底是真的沒落，還是換了另一種面貌的存在？相信有討論空間。

　　譚以諾對於近年香港小說的發展作出梳理，可以為開展研究近年香港小說發展的何去何從留下一點參考的依據。當中提及龐大作家群，並未得到太大的關注。文學作品於社會，甚至整個世界的發展存在互動，現實各層面的問題往往被作家關注，寫成文學作品，亦勢將成為「本土」重要史料和記錄，執筆的時候，香港正經歷多事的時刻，相信文學之無用，其無用在於又會記錄更多當下社會的變遷。【101】

(編按：2015年3月15日，香港文學評論學會和101藝術新聞網，與另一文學組織字蝨舉辦「新火對招系列：新本土意識 下的小說」講座，以文學評論人譚以諾的論文〈本土意識高漲之時：試論香港近年小說創作〉為核心，邀請三位新銳評論人：吳廣泰、李薇婷和鍾小龍，就這篇文章 提出深度論述，並由譚以諾即時回應。本文是鍾小龍的回應文章。)

作者簡介：
鍾小龍，香港浸會大學文學碩士生。喜歡現、當代文學、香港文學。作品見於《聲韻詩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