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特輯成形，原來寫了八千多字的稿便壓下了一年，最近在重新整理文章的時候順道也把大系再讀了一篇，重讀時又有了一些想法，最後還是決定重寫。經營學會一年，更多去思考評論人是怎樣一回事，評論又是怎樣一回事。今次希望把一些討論更集中開展，而主要是換一種寫法，先前更著重評書，現在更希望用我自己的角度，去解說大系衍生的一些有關香港文學討論。

　　大系散文卷這兩本書為什麼很重要呢？一般來說，「大系」是一種結集，意思就是為一段完結了的時代來一個總結，所以「大系」通常收入熟悉的作家、知名的作品，閱讀時總帶有一種看名畫展看大師的感覺。不過《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 —— 一九四九》散文卷並不是這樣，他是一本全新的書。這是一本追跡、迴溯、考掘之書，閱讀時更多地感受到發現的驚喜，不熟知的作品往往能更新你的觀念，你會驚訝那個時代的人是這樣思考的，數十年前的街道是這樣的：「從深綠的樹林裡，有時踱出三五個異國的青年，穿著雪白的內衣，似是而非的哼著他們的歌調，還動人的是那小小的提琴，密密不歇地發出沉重的聲音。」你猜是那條街？如此歐陸風情，竟然是油尖旺彌敦道！那些作者的名字大多是不可考的筆名，從文章看也應不是什麼大人物，可以用一種平視的感覺去閱讀。我們慣性認為那些塵封在過去的人們及其日常，跟今天截然不同，書中散文年代久遠，自然帶有歷史感，但不時出現熟悉的片段，使我們確切感受到文中所寫正是我們生活的同一個地方，並不如想像中遙遠。那些生活的本質的重像，就將忽地看一部粵語長片，看到鄭君綿在電影《兩傻遊天堂》唱〈一身蟻〉時發現當中女主角穿了2015年女生的時款長裙一樣。

　　四九年前的香港文學狀況是怎樣的呢？即使去問香港文學研究的專家，這也絕不是一條容易回答清楚的問題。首先尋找資料就相當困難，超過六十年前的報紙、書、雜誌仍保存下來話都是古董了，聽總編陳國球在講座中說過，不少資料還要上舊書網和大陸書商鬥價搶回來。以我所知像孔夫子網那種舊書網，不少書都是天價，有心頭好非買不可的話絕對只能高價買。而且《香港文學大系》編選的範圍年度久遠，不能通過向作家約稿等等的方法處理，必須一步步找資料、翻文獻，還要在模糊的舊件上辨正字粒，外加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工作和資源投入。這種項目很難單打獨鬥完成，也注定了這叢書需要有大型出版社包底、大學科研與政府資助甚至私人捐助投入才能完成。

　　曾經在不同場合聽過不少香港文學研究者說過：香港未到時候寫香港文學史，而且往往提到小思的意見。那小思其實是怎樣說的呢？28年前，1988年小思在《香港文學》上發表了〈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小思提到當時香港文學研究有哪些誤區，當中有什麼還未做好的功夫，也提到好一些需要關注的前人研究。文章最後一個觀點副題為：「短期內不宜編寫文學史」內文云：「由於香港文學這門研究仍十分稚嫩，既無充足的第一手資料甚至連一個較完整的年表或大事記都還沒有，就急於編寫 《香港文學史》，是十分危險的事情。」篇末還有一個附記：「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六日筆者出席北京社會科學院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合辦的『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又把本文加以修訂，再加『近十年香港對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合成一文作會上發言。」意思就是這篇文的受眾，和這篇文章的發表地是有關的。我認為，小思「短期內不宜編寫文學史」的說法大概與當時回歸前中國大陸對書寫香港文學史的熱潮有關，不過，整篇文章也為後來的研究者指出了明確的方向，既有針對性也是普適的。小思的這篇文章也是近三十年前寫的，近年香港文學的研究成果很豐富，許定銘在本特輯的〈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凌思斷片〉文中也寫得很清楚。從這點上看《香港文學大系》的出現也可說是和小思文章中的看法是相通的，小思的文章陳述了香港文學研究的重要「需求」，對香港文學資料整理與保存的學術共識下，希望終將誕生真正的香港文學史的遠景下，《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 一九四九》更多的帶有追跡、考掘的味道，編者在兩部《散文卷》中花很多心機去為散文作者寫作小傳，也沒有忽略很多文學選集缺少的原文發表地及日期，從種種的細節，可看到編輯團隊的史觀，也可說幾代香港文學研究者共有的一種「香港文學史自覺」。

　　這部散文大系之中，幾位學者的序言都值得注意。首先是陳國球教授的〈總序〉，文中前半則最主要的討論眾「大系」的重要前驅《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輯意圖。當中提到劉禾的一個判斷，這個觀點的原整中文版本可以在她的名作《跨語際實踐》第八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製作」中找到，她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大系》是一個自我殖民的規劃，西方成為人們賴以重新確定中國文學意義的絕極權威。例如，《大系》把文類形式分為小說、詩歌、戲劇和散文，並且按照這種分類原則來組織所有的文學作品。這些文類范疇被理解為完全可以同英語中的 fiction， poetry，drama 和familia prose相對應的文類。」陳國球認為劉禾此一論斷為「一種非常過度的詮釋」。劉禾的論斷的確讓人感到倉卒，但她的說法其實也從一定的理論體系而來，依我的理解，她很重視「部署」（deployment）這概念，認為一個地方的現代性的發展過程，可以用部署的方法來作討論，「現代性部署」自然與當中運作的人有關，知識份子、編輯、翻譯家，都有一定的權力話語在其中。「現代性部署」這個觀點有它很大的詮釋解讀空間，也很有啟發性，也令我們想到現代性的概念當中，其實可以有很多可能性和可操作變化之處，近代也會有論者會討論多現代性的多樣性與多種可能，劉禾的觀點則提供了這種可操作的方式。劉禾使用deployment的說法重點傾向實踐操作者上，用這個觀點來看《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輯，包括趙家壁等人，就是建立所謂《大系》體系的「部署」者，就是他們把西方的文類觀點「部署」進當時中國。陳國球在序中已經非常清楚的回應了此一觀點，當中最重要的一點在最後，他說「這些《中國新文學大系》各卷的編者，各懷信仰，尤其對於中國未來的設想，取徑更千差萬別；但在進行這些編選工作時，其相同的思路還是明顯的 ——就是為歷史作證。」我點出陳國球在大系中的對劉禾說法的反駁，也寫了這麼一段講劉禾的說法，我其實是想問你一個問題：你認為編文學大系是所謂的「權力部署」，還是為「為歷史作證」？

　　陳國球認為劉禾的詮釋是一「污名化」的詮釋，而我認為這一詮釋的危險在於，所有文學的出版、資料的整理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權力部署」。如本特輯許定銘文章提到過眾多香港文學研究者的成果所看到，《香港文學大系》背後有明顯的「為歷史作證」的意味，我相信在解釋了劉禾的說法後，也會對大家理解陳國球在總序中對劉禾的批評有幫助。

　　但對散文此一文體而言，劉禾的詮釋還有可以討論的地方，她說《中國新文學大系》中的四大文類可等同英語中的相應文類；在短篇小說、戲劇和新詩這幾個文類，也許還能夠辯說得通，但在散文上這樣說就不一定準確。我們可看《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卷二》郁達夫在導言中的說法，他認為能把essay 的觀念和中國現代散文類比，但「其實這一種說法，這一種翻譯名義的苦心，都是白費的心思，中國所有的東西，又何必完全和西洋一樣？西洋所獨有的氣質文化，又那裡能完全翻譯到中國來？所以我們的散文，只能約略的說，是Prose的譯名，和Essay有些相像，係除小說、戲劇之外的一種文體；至於要想以一語來道破內容，或以一個名字來說盡特點，卻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情。」可見郁達夫對此有很高的警覺，實在不應該硬說成是他意圖「自我殖民的規劃」。那麼周作人呢？周作人在五四早期，嘗試過把現代散文和英美散文類比，不過很快他就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散文理論。他認為現代散文與晚明小品相通，並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創造了他的「言志、載道」的文學發展觀念，所以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卷一》導言中他說：「現在的文學——現在只就散文說——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雖然並沒有模仿，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又因時代的關係在文字上有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現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條湮沒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後又在下流被掘了出來，這是一條古河，卻又是新的。」就算他更早在1921年〈美文〉說寫文章可參考蘭姆、歐文、霍桑的文章，也補說：「我們可以看了外國的模範做去，但是需用自己的文句與思想，不可去模仿他們。」如果要說中國現代文學是模仿西方，似乎過不了散文這一關。不過劉禾的「現代性部署」在這確實有啟發性，研究者蘇文瑜在《周作人：自己的園地》就認為周作人通過他的散文去証明了，現代人怎樣在轉化傳統中國的美而創作。我借蘇文瑜的觀點去看，周作人比郁達夫有更明顯的意圖和「部署」，不過所部署的看來正和劉禾所指的相反。

　　為什麼要說這麼多有關部署的話題呢？我想要問的是，就算各編輯間各有「部署」，如周作人、郁達夫，編者有自己的散文體系和想法，選本成書以後，你相不相信文章本身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呢？你相不相信讀者能有他獨立的解讀呢？陳國球在〈總序〉小結卻是這樣說：「各種論見的交錯、覆疊，以至留白，更能抉發文學與文學史之間的「呈現」與「拒呈現」的幽微意義。」你比較相信編者「部署」，還是文學自有天地「拒呈現」，上引陳國球的說法正回答了或是展開了本段的題問。

　　《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兩本散文卷以一九四二年香港淪陷前後為界劃分，因為如我先前所說的有「文學史」的想法在當中，寫導言自然講不出像周作人在導言中：「我可以說明我的是那麼不講歷史，不管主義黨派，只憑主觀偏見而編的」這種話，《散文卷二》危令敦的導言著重回顧當時香港歷史，對當時香港的實際狀況和報業狀態作了精要概括，導言後半部則分門別類，依「分析、記述、描繪與抒懷」為類舉例說明。《散文卷二》反映戰後香港聚集了不少文化人才，葉靈鳳、三蘇、舒巷城、黃蒙田的選文也很好讀，如危令敦有趣的概括：「香港這塊『飛地』曾經發揮微妙而重要的作用，不僅被稱為『文化中心』，更被譽為『輿論中心』，甚至被比喻為言論的『天堂』。」

　　《散文卷一》所包括的年代更為久遠，有些資料的散佚更無可避免。樊善標在導言中除了列舉盧瑋鑾、黃繼持、鄭樹森、黃康顯對這時期的文學研究的貢獻外，他亦指出當時香港的散文與中國大陸的互動情况，例如和中港有互動的如「抗戰文藝」、汪精衛系「和平文藝」，又例如他指出徐遲在〈抒情的放逐〉後並未完全放棄抒情，都是有趣的觀察。樊善標提出更重要的觀點可能是他寫到二十年代未香港文學「其實不僅文風，不少文藝刊物整體上都有前期創造社或中期創造社『小夥記』的影子」，個人覺得樊善標此一觀察在日後的香港文學史中可能成為這時期散文的重要論述支點。

　　上述的中港同步或可以視為兩位編者在導言中的「文化中心」作一旁証，例如《散文卷一》有一篇署名衛道批評林語堂《人間世》的文章，寫於1934年4月30日，當中批評《人間世》：「既有閑，又有趣，出口『幽默』，閉口『小品文化』，高調低調都不來，只求個人的玩世聘懷。」《人間世》發刊於4月5日，不論是時間和口徑，都和當時上海對林語堂及《人間世》的大量批評同步。這個多少証明了，香港在當時也是文化輿論的戰場。

　　中港同步或互動有明確的歷史背景，香港文學大系的幾位編者在文章中已經寫得很清楚，在今日社會重視「本土」的聲音下，香港的歷史更需要被清楚了解，才能把「本土」論述的根基打得更穩。《香港文學大系》散文卷茲事體大，兩篇導言和周作人與郁達夫所著相比，自然克制得多，沒有後者的龍飛鳳舞。不過正因如此，我們對大系的第二輯、第三輯更有所期待，就好像一套系列電影，第一集後，很多的伏線可能會在下一集開花。假於你喜歡看學術文的高難度表演，則推薦你看《都市蜃樓：香港文學論集》中陳國球的〈收編香港：中國文學史裡的香港文學〉，文章非常有趣，也有助理解何謂文學史觀。【101】

2014年12月初稿
2016年1月重讀重寫

作者簡介
曾卓然，嶺南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大專講師，香港文學評論學會副主席。編彙《也斯的散文藝術》；另有評論收入《讀書有時──香港文學書評精選》、《香港文學 的傳承與轉化》、《書寫香港@文學故事》、《電影中的香港故事》、《西新界故事》。為澳門中國哲學會、中國近代史學會、爐峯雅集成員。曾擔任香港電台「古 今風雲人物」及「好孩子星期天——時空遊歷團」節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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