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中國」的政治專制

　　第一章描述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北平一次知識菁英聚餐前，子明和胡平的對談。二人小聲凝重地談論異議人士，再談到國家自內戰結束後創造了經濟中華奇蹟，現在應是從一黨獨大邁向民主發展的時刻：「終局的開局」。小說沒有寫到聚餐的經過，卻以一段天氣報告作結，恰似革命前夕，凝滯、膠著的氛圍，暗藏知識分子與政府當局在民主問題上的波濤洶湧。及至第三章最後一節「北平」，有一篇遭「否決」的草稿，定性當晚聚餐為「叛亂」，以及一篇經「同意」的定稿，報道為「非法集會」，表示當局對此的鎮壓。「終局的開局」遭當局封殺，第三章迎來的不是「開局」，卻是「開局的終局」。

　　實際上，小說選擇該日子並非子虛烏有，現實當晚台灣高雄市發生了群眾爭取民主的「美麗島事件」。小說寫異議人士在臺灣餐館「美麗臺客情食堂」聚餐，同樣源於當天是聯合國指定的世界人權日，這些都是明顯的指涉。子明、胡平和其他出席者，在現實中也是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當局對有民主訴求的知識分子加以鎮壓，使建豐少主說：「確認勵行民主憲政是國家政治建設所應走的大道，必將繼續向前邁進，決不容許後退。」(註1)變得何其諷刺。第一章最後，胡平說：「這可是我國民主發展之重要時刻呀，歷史是會記下一筆的。」(頁8) 表面上是回應建豐當局的發言，讀畢全書後，才知道歷史會記下的，是當局鎮壓的一筆。可是弔詭的是，也不能說不是「民主發展之重要時刻」。根據現實歷史，國民黨之後會逐漸開放，放棄一黨專政。小說並未寫出後續發展，結尾只留下「新中國烏有史尚未終結，敬請注意建豐之治今後發展……」(頁221)可以預想，或許「烏有中國」會在80-90年代達至自由民主。

另一邊廂：共產黨執政

　　《建豐二年》寫到國民黨統治下出現政治鎮壓，不無批評之意。然而潛藏在整部作品底下，是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歷史現實。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章第一節，寫哲學家東蓀打算出版一本史論式長文章《我花開後百花殺？假如共產黨統治中國》。他想像這樣的中國將會有兩條可能路線，一條是「真心採用一九四六年由共產黨自己建議、各黨協商簽署的和平建國綱領」。(頁25) 選擇這條路線的話，經濟成就會稍遜國民黨，但民主成就將會遠勝；另一條是「向蘇聯老大哥學習一黨專政並且史達林化」，這樣會帶來低效經濟，民權上會比國民黨糟糕得多。(頁25) 東蓀反覆思考假如共產黨執政會走那一條路線，最後認為共產黨應該有超過一半的機率，在七折八扣的情況下實現第一條路線，「總不至於應驗『我花開後百花殺』，全面清算所有非共菁英人材吧？」(頁25)

　　或許想像中的烏有歷史總會比較美好，東蓀也不例外。然而現實是，在權力不斷膨脹和紅色思潮的影響下，現實中國選擇了「史達林化」路線，發動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群眾運動。小說東蓀的推論反而引證了現實歷史：「它是以現代國家、民族之名義結合共產主義烏托邦妄想，是可以使人瘋狂的。」(頁27) 在小說的時空下，東蓀已經很不滿意國民黨的統治，但也慶幸不至於走到最「糟糕」的路線。當東蓀說：「那就真是兩害相權，還是國民黨好了。」(頁28) 這叫現實讀者、兩岸中國人情何以堪？70年代中國還在進行激烈的群眾運動，及至80年代才實行改革開放，今天才取得中國本應早於60-70年代就應該得到的經濟成就，足足浪費了30年光陰。「東蓀」一節作為全書的綱領，小說接下來敘述了這「烏有中國」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西藏問題、學術、文學、流行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和缺點，無處不與現實中國恰成對照。通過對歷史的反向重複提醒，這部小說比一般「中國當代史」教科書更深入地觸碰到當代中國歷史的痛處。本來沉重的「美麗島事件」變得輕鬆，現實中國變得異常沉重。

抗衡「歷史決定論」（Historical determinism）

歷史學家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在談到這種虛構歷史寫作時表示：「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既成的事實（fait accompli）已沒有任何選項。這是一種純粹情感性，非歷史性的反動，不過，卻為晚近反對『歷史必然性』學說的活動，提供了主要的啟發。」(註2)有別於歷史學家，小說便成為了烏有歷史書寫的主要體裁，從而對歷史決定論提出了質疑。小說敘述東蓀對當代中國歷史的想法時，曾這樣表示：

　　　　東蓀一直想說清楚的一個史識命題，就是不管是國民黨或共產黨執政，都不是歷史的必然。社會進化論是對天演論的科學主義誤讀，歷史唯物五階段單線史觀是偽學，成王敗寇只是強權勝真理的邏輯，優不一定勝，劣不一定敗，存在更不一定是合理。 (頁22)

　　這段與其說是針對小說中的國民黨，不如說更多是針對現實中國、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而說，作者不禁寫出了《建豐二年》的寫作動機。歷史唯物論者認為，人類社會必然經歷幾個歷史階段，並於最終走向共產主義。在執政者和共產主義者眼中，共產黨的勝利是歷史的必然，當代中國前3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群眾運動，也是邁向共產主義烏托邦不能避免的歷史進程。即使80年代改革開放，當局只表示國家仍未到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時刻，當下需要在資本主義階段發展。這種宗教式的歷史決定論，儼如一種信仰，賦予人們絕對的信心去實踐共產主義。可是東蓀不同意，歷史根本沒有所謂的必然和進步。

　　小說務實地寫到國民黨執政下中國的種種成就，就是去質問這種歷史決定論：共產黨執政下的中國有取得這些成就嗎？假若沒有又憑甚麼說自己是命定的？東蓀表示，偶然性與成王敗寇，僅此而已。然而，這種偶然性在歷經多年的政治論述後，已經成為人們理解歷史的一種常識，恰如東蓀表示：「他深感四九年國民黨在中國執政成為事實後，人們已經沒有足夠的想像力去設想，如果共產黨管治中國會比現在更好或更壞？」(頁22) 小說締造「烏有中國」，就是去顛覆那些習以為常的觀念，作為一種逆向思考，迫使中國人去重新反思當年那背負著國家民族命運，人們理解得如此輕鬆，實際上何其沉重的那僅有一次的決定。【101】

註1：陳冠中：《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2015），頁7。下列引文標示該書頁數。
註2：愛德華‧卡耳（Edward. H. Carr）著，江政寬譯：《何謂歷史？》〔Introduction to E.H.Carr: What is History?〕（臺北：博雅書屋，2009），頁203。

作者簡介：
張承禧，嶺南大學中文文學碩士。現於出版社工作，研究興趣為香港文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曾深入研究劉以鬯與香港文學雜誌並撰寫相關論文，評論曾收入《本土、邊緣與他者》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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