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制度其中一樣為人疚病的地方是，太遲才給學生有機會接觸哲學，導致學生寒窗苦讀的最初求學動機就是要搵份好工，然後就是做好呢份工。當理想主義者要和親友談論有關生活態度或對生命有所追求的種種時，往往被主流思想人士視為異類，他們最慣用的勸戒語通常是，「工作最緊要有個崗位可棲身」又或者是「工作機構最緊要是大樹好遮蔭」。當如願以償後，就會熟能生巧，隨之巧能生懶，引致不期然在工作崗位上遇到須要承擔的事件時，只會對人說「我打工架詐，唔關我事。」務求做到「小做小錯」「唔做唔錯」的工作原則。

筆者身邊全職從事藝術工作的友人，很少會有這種主流思想。因為他們在學院學習其中一樣東西，就是要打破各式各樣的框框，創造出新的思潮與不斷突破自己各方面的可能性。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思想，其實早於《論語》中已有記載，告訴後人知性是可等重要。可惜是我們沒有被這些睿哲薰陶，反之因為永無休止的追求物質生活，而沒有正視自己心存的理想，到千帆盡過，便將理想交給下一代承接，極之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