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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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筆下的香港

撰文:曲 飛 | 2012-07-23 00:00:00 | 分享到

  表演藝術工作者能夠在舞台上活靈活現展現角色,除了努力及天分外,人生閱歷更加重要,情況等同編劇,若編劇欲充分理解自身崗位的重要性及影響性,除了必須緊貼及關心社會外,更要諳世情,深入民間,否則筆下勾畫出的社會面貌,只有其形而無其實,只有感覺而欠缺靈魂。

  香港劇作者筆下的香港社會大概可粗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80 年代前,香港舞台作品仍倚重繙譯劇,香港社會的輪廓仍見模糊;迄至第二階段即香港經濟起飛兼香港主權問題的湧現,包括杜國威等本地編劇爭相湧現,創作出大量意義深邃的作品,第三階段則涉及香港1997年回歸,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命題,而第四個階段則是香港回歸後的社會處境包括中國議題。

自由表達批判意向

  不少戲劇評論者均認為1985 至1997年是香港戲劇發展史上最重要的黃金時期,香港劇作者的知性充分開啟,他們關心的已不再是回應或編寫簡單的幸福追求,而是一種對生命、國家有強烈的自我拷問,這種拷問的欲望成功令劇作者編寫出具備社會文化研究、人民和政府之間深層次矛盾的作品,再透過公演、討論,令香港人有一個被開啟民智的契機。當然,民智開啟,恐怕是一些當權者所不願見到的狀況。所以,能夠令社會更美好的其中一員是藝術家,而不是政治家。

  回歸以後,香港劇作者筆下的政治社會更多元化。由本土的政治面貌如《佔領凸手辦》(2012)、《東宮西宮4.西九龍皇帝》(2005),拓展到中國大陸以至國際的政治議題如蔡錫昌的《四川組曲》、何應豐的《大路西遊2之(阿)公審三藏》、黃國鉅的《變天》(2010)、啦啦隊的《茉莉花.散步中》(2011)、滿道的《在廣場上放一朵小白花》(2009)。這些都是編劇透過劇場作品表達自己對社會關心的題目,無疑類近作品在回歸前的「黃金時期」亦有出現,劇作者同樣對政制表達自己的批判意向,香港政府並沒干預,仍舊能把言論自由亦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彰顯出來。迄至,為紀念六四二十周年,史詩式話劇《在廣場上放一朵小白花》的原班人馬籌劃翌年再重演之際,卻遇上迎頭重擊,有演員接獲電話後,怯於演藝前途受影響而被迫請辭退演。

  其實,根據香港《基本法》及香港的《人權法案條例》訂明,香港享有言論自由,表達自由。香港跟內地其他省市的別異,無疑是在香港爭取得來不易的自由,能夠把心中所想的、眼睛所見的理性地表達出來。但是,香港戲劇界卻出現如此慘不忍睹的事例,不禁令人唏噓嘆息,相信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也會深感悲痛,昔日他曾揚言「中國共產黨是罵不倒的」,並未為後輩所信。

自我提升不會妥協

  然而,這次干預卻僥幸地曲線推動了香港的戲劇運動。這一朵小白花不但沒有凋謝,還不斷開枝散葉。《在廣場上放一朵小白花》除了定期在不同場合上演外,事件還延伸到莊梅岩回應的衝動,在應屆香港藝術節上演筆下的《野豬》(2012),更一度引起社會討論。此外,「六四舞台」繼《小白花》後,更公演以當年香港人如何營救民運人士脫險的「黃雀行動」為藍本,再結合二十一世紀的香港政治而創作出《讓黃雀飛》(2012)。由此可見,香港劇作者絕對不甘於唯唯諾諾,只求票房或自我感覺良好而提筆。

  總結而言,筆者認為編劇必須要有自己的世界觀,自己的觀察,自己的視點,更要努力探討震盪自己心懷的議題。當然,劇作者須對自己的崗位有要求及明白箇中使命。過去數十年香港舞台劇發展史,確有編劇提筆把香港的輪廓勾勒出來,但是,香港的外圍條件未能讓他們持續下去,鮮有如劇作家曹禺(1910-1996)等震撼人心的劇作品。但是,只要香港的劇作者敢於表達所觀所想,不為生活而向藝術生命妥協,不為偏安而惰於思考,劇作者定可在香港這獨特的地域裏在戲劇界發放光芒,如已故劇作家哈維爾(1936-2011)所言:「解救人類世界的唯一之途,就在人類心中。」香港劇作者手上的筆桿,除了用來糊口和養妻活兒,就是開啟人類心中的鑰匙。【101】

(原載《信報》2012年07月19日C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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