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反叛

　　這種手法香港觀眾並不陌生，2006年香港藝術節邀請「德國柏林列寧劇院」來港演出《娜拉》， 就是被譽為21世紀的狂暴演繹，該劇團為作品注入新生命。導演湯瑪士．奧斯特邁爾（Thomas Ostermeier）將故事由19世紀末的挪威搬到21世紀的德國柏林，結局就是以三響槍聲取代出走的關門聲，娜拉決定選擇拔槍把丈夫轟斃。當然，這種處理對某些觀眾來說難以接受，但個人認為只要沒有曲解原著精神，這種處理是值得支持和欣賞。現在王俊豪執導的版本，從導演手法角度看是有可取之處，但還須仔細處理角色的生存心理狀態，方能配合現在的「叛亂」版本。

　　被稱為「現代戲劇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drama)的19世紀七十年代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累積50年寫作經驗，共寫了25部劇本，結合生活經歷，提出「精神反叛」的口號，《娜拉》就是充滿這種精神力量。筆者喜好易卜生的劇本《娜拉》並非首選，而是《培爾．金特》，因為該劇尾段是培爾．金特在剝一隻洋葱，他剝去一層又一層，當剝完整個洋葱後，他什麼也找不到！易卜生就是通過這個具有強烈象徵性的情節，突出了全劇的哲理──自私、專橫地生活的人，最終一無所有！然而《娜拉》備受關注的價值卻較《培爾．金特》多，相信是與易卜生的思想有關，因為他在《娜拉》的寫實主義風格中成功帶出社會問題，藉作品探討女性意識覺醒、階級、平權等社會、法律及政治議題，因而作品深受女權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喜愛。

　　娜拉一直被視為代表19世紀女性，活在父權社會主義的世界，是玩偶傀儡的象徵。大多數評論意見認為娜拉最後「砰！」的一聲奪門而去，正打響了代表女性意識的覺醒。所以，當是次演出沒有這聲響時，有評論界朋友表示有點失望。但個人認為，沒有這強烈象徵意義的聲響，正如內地學者鄭杰《父權、女性和男性——關於〈玩偶之家〉的女性主義解構》一文中所言，娜拉乃易卜生以男性的角度創作出來的人物，自始至終，陷於父權社會主義的權利話語中，她的出走並非真正覺醒，只是對丈夫沒有履行父權社會主義加之於其身的責任，導致她對理想丈夫設想的幻滅而感失望。

真正覺醒

　　基於這種論述，當代導演要娜拉真正覺醒，似乎就只有令她在處身於最危險的環境中，才能夠迫她作出選擇。導演王俊豪明白這個道理，加上他採用了法國重要戲劇理論家安東尼．亞陶（Antonin Artaud, 1896-1948）對「殘酷劇場」的部分定義來執導，如「殘酷劇場」給一般人的印象是，常有激烈、暴力的視聽覺場面。但是，對亞陶來說，所謂的殘酷並不是指劇中人物所受的那些苦難，而是「事物有可能對我們施加更恐怖、更必然的殘酷。我們並不自由，天有可能塌下來。」（《劇場及其複象——阿鐸戲劇文集》），而殘酷劇場的作用，就是要告訴觀眾這一點。

　　現在王俊豪執導的《娜拉》到底如何令觀眾明白「事物的恐怖」？這是他最大的挑戰，而不是只給觀眾看到現在娜拉嫁給一個好像患有躁狂症的丈夫，每次出場不是聲大夾惡、情緒亢奮，就是對娜拉進行虐打，如果王俊豪能讓觀眾了解，這種家庭暴力行為到底是如何形成，娜拉大部分時間逆來順受的原因是什麼時，最後，娜拉大開殺戒的進擊行為動機方可成立，才能夠如劇名點題「叛亂的開始」。【101】

（原載《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05月26日C05版）

演出資料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 實驗劇場

場次：
2015年4月8日‑11日 (每日) 下午7時45分
2015年4月11日 (星期六) 下午2時4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