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萬水急》講述一群國際人道救援組織成員，在一九九五年巴爾幹半島內戰的艱難環境下，為當地居民努力帶來希望的故事。國際人道救援組織義工馬布魯（班尼斯奧狄多路飾）和手足B（添羅賓斯飾）長駐當地某軍事衝突區服務，看盡戰場百態。

揭露戰地荒謬人性

　　某日，一具腐屍被發現在水井裏，當地唯一的水源即將被污染，馬布魯必須將屍體從井內吊出，偏偏欠缺一條長繩。慣了聯合國的阻攔，馬布魯和B帶着新隊員穿山越嶺，以自己一套方法四出尋覓繩子。面對當地人刁難和軍隊威嚇，情況比想像中混亂，導演以黑色幽默手法，借一條繩子，揭露戰地上荒謬的社會情況及人性醜惡，讓觀眾反思。

　　據了解，導演幾年前因為在烏干達北部，拍攝一部關於與無國界醫生合作的志願工作者的記錄片時，在一間距離蘇丹邊境十五公里的所謂「酒吧」裏，得知一本由Paula Farias寫的小說《Dejarse llover》。Paula不單是一名作家，更是醫生及擔任緊急救援隊的指揮工作。導演認為她的小說劇情簡單得很，卻具深度。當她談及戰爭的殘酷，卻用很幽默和荒謬的筆觸去處理。

　　個人非常同意現在的劇情非常簡單，有如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中提及到古希臘戲劇的特點「三一律」（three unities）風格，意指一齣戲只能表現單一的行動，情節只能在一天之內和一個地點展開。亞里士多德並且指明悲劇「所模仿的就只限於一個完整的行動」，同時指出一齣戲的演出時間應「以太陽的一周為限」。到了意大利新古典主義時期，戲劇學者Lodovico Castelvetro就進一步闡述這三條準則：一齣戲的時間幅度應在一天之內、地點不應變換，以及情節上不允許其他支線情節存在。所以，在電影故事中以一天為限，地點走不出巴爾幹半島，情節圍繞角色如何撈起水井裏那具腐屍，是完全展現出「三一律」的悲劇元素。

每分每秒迎難而上

　　不過，導演這齣悲劇不是像莎翁的四大悲劇，而是充滿反諷色彩，因為這是關於一群人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之下，怎樣去為混亂帶來秩序的故事。他們每一天存活在戰場之上，並向非理性宣戰、向絕望宣戰、向他們思鄉之情宣戰，而構成了這群志願工作者的人生故事。

　　值得注意是，電影聚焦在眾角色身上的，是他們能夠坦然面對一切的胸懷，不論面對自身的強項或弱點、或對於每一個決定、抑或每一道人生微妙的悲劇。他們從未沉溺於那種隨拯救生命而來的虛偽英雄感，導演刻意強調真正的英雄就是在於努力不懈地嘗試。需知道，志願工作者沒有親身上戰場，但每天都在打一場硬仗，他們在意志上與令人沮喪的現實開戰、在常理上與反智的處境開戰、在希望與笑聲上與連串的慘劇開戰。

　　所以這部電影的類型，只有生命本身；戲劇裏有喜劇元素、又有公路元素、又有戰爭元素。而且，有一樣東西是肯定的，就是用音樂作比喻的話，這齣電影就會是Punk搖滾音樂：快速、直接、真切、同時間鬥快，因為每分每秒都很緊急，根本沒有片刻可以停下讓人思索清楚，就像電影裏的志願工作者一樣，充滿硬朗、快速、直覺、迎難而上，因為完全沒有時間去反省、去懺悔，或是去感覺悲傷。

　　另一方面，導演嘗試展現戰地中的人性迷宮，電影所呈現的高山地帶，其實是戰爭中各方勢力的縮影：有軍人、有平民、有維和部隊、還有戰地記者等，然後導演透過鏡頭讓觀眾見到的，是一小群戰地志願工作者，為了從井中打撈起一具屍體而努力。大家心底都清楚知道這具屍體，其實是有勢力人士扔進井裏的，屍體影響水質，就像最原始卻又最有效的生化武器一樣。這看似是一個簡單又容易解決的問題，但「理性」往往是戰爭之中，第一位被扼殺的受害者。所以，他們的吉普車就在這有如迷宮的迂迴山路中尋尋覓覓，彷彿是在尋找那個根本不存在的出口。

航拍展現公路迷宮

　　導演為了加強畫面的說服力，運用航拍技術鳥瞰這兩輛吉普車，展示出延綿無盡的公路迷宮，在巴爾幹半島的天空下更加令人窒息。導演和攝影師用盡一切努力，去除戰爭電影中常常被濫用，那種灰色與陰沉的調子，只想拍一齣充滿活力而非傷感的電影，去表達他們對人道工作者的看法。拍攝的自然風光，剛好與戰爭產生強烈的對比，然後壯麗的風景慢慢變成封閉、壓抑的場景，再隨着電影慢慢推進，完全變得漆黑一片，最後太陽終於再次照耀在大地上，讓故事再一次充滿動力。【101】

（原載《香港大公報》2016年5月28日B06版）

編者按：《十萬水急》將於六月二日上映。